2015年，网络上流传着叙利亚难民中一个三岁孩童俯卧淹没在地中海海滩上夭亡的照片，成为人类不幸中永恒的记录，他的名字叫艾兰•库尔迪。这个夭亡的小生命虽然无比弱小，却唤起了全世界人们对生命的由衷的敬畏；虽然涉世短暂，没有什么丰富的经历，但他被迫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恐怖与反恐的离乱，他无可回避地经历了这次远涉异国他乡的万里奔波，他悲惨地成了逃难者中没有逃离死亡的罹难者。这个孩童用生命发出了对非正义战争的控诉，同时也向全世界发出了人类应当敬畏生命的呼唤。虽然这颗小小的生命早已星光泯灭，但他在网上传播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所代表的叙利亚难民潮的社会、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三岁”的年龄。

   由此，我们想到，对于一个涉世长久，而创造了丰富文化成果的人而言，必将在人们敬畏的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文化内容。人们不是因为文化生命精彩如何而决定是否敬畏，但敬畏生命的观念和活动却往往因文化积累、文化生命的精彩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文化生命、社会生命概念的提出及研究大大拓展了人的社会功能作用的期限和范围。由于人生文化已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可以借助于各种传播媒体成倍地扩大影响范围，因而一个人的文化生命的影响范围可能比他有机生命的活动范围广大得多，时间也绵长得多。一般民众如此，而那些文化名人、历史业绩彪炳者的影响则可以超越乡里、省界、乃至国界。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的文化生命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在我们敬畏生命的讨论中是不可能忽视，被遗忘的。也因此，在对每个人进行的生命敬畏活动时，其实又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人生文化丰富了我们敬畏生命的内涵。

   一个普通人，不能要求他一生中创造多少业绩，但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然相信他总会作出若干积极的贡献，无论是属于家庭的、乡里的。虽然许多事物并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在社会文化进步中已溶入了这个普通人的文化创造。所以在他逝世后，依然对他的生命以及文化生命怀有敬畏之情，恒久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