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墓地按：1843年，上海开埠，从此外国人开始陆续来到上海。人既有出生，则必有离世，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随着岁月流逝，来沪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中不少人最后就在这里离别人世。对这些死者的遗体如何处理，自然会引起各方关注。死而殓之，殡而葬之，自古而然。这时候，英国驻沪领事便首倡公墓之议，得到了响应。于是，1844年，上海就出现了第一个商业性公墓，这就是由英国人在租界开办的山东路公墓。这处公墓经营到1868年时，整个墓区就被全部占满，只得对外宣布关闭。上海解放后由于城市改造和市政建设需要，墓穴迁葬，原址于1951年11月改建成山东路体育场，后改为黄浦体育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是自山东路公墓出现之后，便不断有外国人在沪开设公墓营业。查阅档案，大致便可浏览到：

1859年，英租界工部局在浦东陆家嘴建浦东公墓，主要埋葬亡故轮船船员；

1863年起，英租界工部局置地开设八仙桥公墓；

1873年，上海日本领事馆购马车路（后改名卡德路，即今石门一路）土地一处，建日侨墓地……

为了管理这些经营性公墓和办理外侨入葬手续，还在1866年2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即在卫生处专门设立了公墓股，这也是在上海出现的第一个殡葬管理机构。后来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该机构被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接管。

为了墓地事，还曾引发震惊上海的流血事件。如1874年，法租界公董局欲夺四明公所义冢地，与民众起冲突，最后法国人向华人开枪，酿成华人死7人，伤20余人的惨案，史称“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无独有偶，到了1898年，法租界公董局又欲夺四明公所义冢地，被拒后再次发生流血事件。史称“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除此之外，后来陆续又有：

1905年，建卢家湾公墓，专葬外国人，占地23亩，由法租界公董局管理：；

1907年3月13日，由一批寺院的日本人发起，设立法光株式会社，花洋银14000元购当时的宝山土地一处，设立日侨公墓和火葬地（此为今上海宝山殡仪馆的前身）。1913年，殡葬慈善机构普善山庄创立，从事火化露尸业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美国纽约一家棺材公司老板，派他儿子带了一位随从人员施高德到上海，租下胶州路207号一座花园洋房，开了一家大利行。后来在报上公开征名，最后命名为万国殡仪馆。这也是上海第一家殡仪馆。

其规模较大，有宽敞的场地、整肃的礼堂和比较完备的殡殓设施。有技术高明的施高德专司尸体防腐之职，且备有精致的金属和木质的外国棺材，可代请牧师或神父为死者祈祷主持丧仪。万国殡仪馆初期收费较昂贵，所以这一时期的服务对象以外侨为主，兼顾少数上层华人。1934年转由施高德独资经营，因经营有方，深受社会各界注重，一些军政要人、社会名流逝世，多假“万国”殡殓。

1935年中国早期著名影星阮玲玉的灵柩，即从万国殡仪馆运往安葬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租界，除中国人外，也祸及外侨，万国殡仪馆因施高德被关进集中营而落入“汪伪”手中。直至“汪伪”政权倒台，施高德才获释重返“万国”继续经营。顺带说一句，1953年它被上海市民政局殡葬管理所接收，1966年歇业，改为上海假肢厂。当然，这也是后话。

大体而言，大多数遗体最后都要进行火葬，直至进入墓地。20世纪初，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中国人开办的经营性公墓——万国公墓。万国公墓由浙江上虞商人经润三于1909年在徐家汇虹桥路购地20亩首建，后因筑沪杭甬铁路被占用。1917年，经润山之妻汪国贞西移张虹路购地重建墓园，原名为薤露园万国公墓。1984年万国公墓改为宋庆龄陵园（其名人墓区与外国人墓区对外仍称万国公墓）。

自美国人在沪办起专事殡仪的万国殡仪馆之后，国人渐渐多有效仿，较有名的则有中国、中央、上海三家殡仪馆。而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商业性火葬场即为静安寺公墓，同时兼火葬场。它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96年所建。1953年公墓开始迁入大场公墓，原址改造为静安公园，火葬场则留于原地并入万国殡仪馆。1966年火葬场被拆除。这自然也是后事。

1924年，沪东公所寄柩所建立。5月，广东人林镒泉购地241亩，建立联义山庄，葬者以广东人为多。

1926年，又有公共租界工部局购地120亩，建立虹桥公墓，葬者不分国籍，均可申请。后虹桥公墓划出一部分，专葬犹太人，另起名称为番禺公墓。

1928年，宁波人董杏主创立永安公墓，葬者以宁波人为多。

1930年，法租界公董局置地8亩余，建徐家汇公墓，是为外国人专用公墓。广肇公所购地580亩，建立广肇山庄，葬者多为广州、肇州两府属县人。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有原木材商人穆季湘与谢宝华等人合资在武定路496号开设了一家安乐殡仪馆。据《上海大观》记载，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殡仪馆。安乐殡仪馆将旧平房改建成拥有廊庑厅殿、雕梁画栋的宫廷式楼房，大门为朱红圆柱彩绘门楼，颇为古朴准壮观。馆内仿佛大、中、小礼厅约有20间左右，陈设都是中国传统格局。收费也分高、中、低各档，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层次的人士需要。同时还代办一应执事，如司帐、司仪、司乐、司茶，代办斋饭，代办墓地等，类似今天的一条龙服务。“安乐”后来又购置空地一处，盖起一幢三层楼房，辟为寄柩楼，兼做寄柩业务。“安乐”业务做得好，除了管理者善于经营外，据说也和它名字起得好有关系，有祝告死者“安登极乐”之意。其实这和它所处地段适中，交通方便也有关系。20世纪60年代，“安乐”改建成残疾人福利工厂。

到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经拥有了34家殡仪馆、100多家公墓、67家寄柩所和丙舍，殡葬业出现空前的繁荣。

随着近代公墓不断出现，沪上出现了数家犹太公墓，这些公墓由于迁葬、改建，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从这些留存的墓碑上仍可依稀追寻那段逝去的历史。

1936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江湾征地120亩，建立上海市立第一公墓（江湾公墓）。

抗战爆发，上海遭遇八一三之劫，战火弥漫，大量难民为避战火，蜂拥进入租界，造成非正常市区人口激增，致使生活必需口匮乏，环境恶劣，疾病流行，导致死亡人口大量增加。于是，殡葬场馆大量增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八一三期间，静安开设的大众殡仪馆。创办人原为虹口兴隆饭店大班张海澜。他在战乱中逃往租界，为另谋出路而想到创办殡仪馆。他先是租下昌平路990号原瞿家祠堂11亩闲置地，建成三进房屋。其一进为正门及办公楼；二进正中为3间宫殿式大礼堂及边厅多间；三进底层为西式礼堂，楼上是供丧家办斋饭的大饭厅。最后一排为寄柩房，可容棺柩3000余具。其场地之大，寄柩之多为全市殡仪馆之最。为应付当时社会恶势力，张海澜特地聘请英国侨民孟莱挂名经理，并向香港政府注册，以求庇护。

在大众殡仪馆开业的同时，沪西及南市地区也相继出现多家“经济型”殡仪馆。

如陆佑申在沪西闹市地段的康定路1250号开了一家世界殡仪馆，规模不大，只有10多间中小礼厅，后来效法安乐殡仪馆扩建了一幢寄柩楼。那里人口稠密，丧事也多，遂成世界殡仪馆业务繁忙之地。

1944年在延平路、康家桥181号开设的上天殡仪馆，其前身是钱宝范经营的一家沪西著名的赌窟。在抗战胜利在望之际，钱宝范为寻退路，商请大众殡仪馆的张海澜帮他筹划转业。张海澜本是这家赌窟的常客，他慨然相助钱宝范，促成后者告别了赌场生涯，当上了殡仪馆的老板。当时有人曾这样说他：“昔日将人推向地狱，今天把鬼送上天堂。”

至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有公墓、殡仪馆、寄柩所等大小殡葬机构200多家。与此相配套的寿器、寿衣等附属行业也兴旺起来。殡葬业进入了畸形繁荣的时期。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上海解放以后，提倡移风易俗，诸如海葬、树葬等新的殡葬观念也为人们乐意接受，风尚焕然一新。

（陆其国）

2014-03-07

1949年那个春天，清明已过，位于上海西郊的虹桥公墓成了不少英国人最后的归宿。这天，一群英国水兵落葬于此。70年后，埋骨异乡的他们究竟姓字名谁已少人知晓，然而其身前所经历的那件大事则至今为人熟知——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炮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双方发生炮战，多艘英舰遭重创，伤亡近百人。

当时，部分阵亡者被海葬，另一些则落葬于上海虹桥公墓。随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批英国水兵也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后一批葬于上海的英国人。此时，距离他们的同胞在这座城市建立起第一座公墓，已过去了100年。

从1844年到1949年，公墓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出现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回首往昔我们惊奇的发现：陆家嘴、南京路、人民广场、静安寺、淮海路、徐家汇……如今上海最“高大上”的地方，无一不曾有过公墓的印迹。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每一块墓碑，都是这座城市往昔的记录者，每一座公墓，都承载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点点滴滴。

站在上海山东中路汉口路西北角，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清晰可闻，往南看，一街之隔落成于1916年的《申报》馆大楼历久弥新，向北望，南京东路步行街百步之遥，热闹非凡。不过，要说开埠后西方人在此留下的最初痕迹，莫过于山东路公墓——上海第一座外侨公墓。

山东路公墓由英国领事发起，1844年建成，此时，距离上海开埠仅仅过去1年，公墓内有教堂、钟楼各一座，安葬于此的多为海员。相较于如今周围高楼林立，人声嘈杂，彼时的这片土地，还是货真价实的郊外宁静所在。

由于面积有限，到了1850年代后期，山东路公墓就已“客满”。为了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死后需求与公墓空间有限之间的矛盾，1859-1860年前后，一座新的公墓在浦东陆家嘴、如今东方明珠电视塔脚下被辟建，这就是浦东公墓。因为此处埋葬的多为太古轮船公司海员，所以也被人俗称为海员公墓。有意思的是，由于靠着江边，邻近的码头日后也被称为“坟山码头”。

这边浦东陆家嘴刚建立公墓，那边浦西福州路也不甘“寂寞”。1860年代，一座特殊的“白头坟山”在今天福州路539号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带形成。说它特殊，是因为葬于此地的多为头缠白布的阿拉伯人，故得名“白头坟山”，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上海滩已很“国际化”。
事实上，1850-1860年代上海滩较开埠之初已大不相同，众多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逃至上海的江南富户令租界人口大增，建立完善的市政管理体系变得愈发紧迫。1854年英租界与法租界联合成立上海工部局，更为全面的市政管理由此开始，具体体现在公墓上，就是公共租界将山东路公墓与陆家嘴外国坟山纳入其管理范畴。
好景不长，随着1862年太平天国对上海的进攻被击退，注定玩不到一块儿的英国人与法国人也缘分到了尽头，法租界退出工部局，自组“公董局”。近代上海滩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两大租界格局由此奠定。不过，虽然分了手，但两家人还是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些许“牵手”的痕迹，比如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八仙桥公墓。
1865年修建的八仙桥公墓是唯一一座两个租界联合建立的公墓，此后再无类似合作。作为当时上海新落成的一座公墓，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公墓”一直是这座墓园在地图上的名称。至于八仙桥公墓的叫法，则源自其所处八仙桥地区。
公墓中有一座纪念镇压小刀会起义时13位阵亡法军官兵的墓碑，落成后为法租界内一处主要的公共仪式举办地点，当局曾多次在此举办“纪念仪式”。不过，这13人的墓实际上要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迁入八仙桥公墓，此前他们的埋骨之地则是在上海老城墙附近。

八仙桥公墓之所以有名，多少也有赖于它的后世——毗邻上海新天地的淮海公园。不过在1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不折不扣的荒郊野外，翻开地图就能看到，较之山东路、福州路、陆家嘴的那几处公墓，这儿距离当时租界中心的外滩，明显远得多。

这样的变化，正是上海城市规模扩张的真实写照，作为生活中较为次要的空间，公墓往往被置于相对偏远的地段。而上海近代史上另一个极其有名的事物，也有着与其惊人的搬迁轨迹，那就是1862年迁至今天上海人民广场位置的第三代跑马厅。显然，1860年代，上海城市与郊外的西部分界线，已到了如今的西藏中路一带。

上海滩当年最富盛名的静安寺公墓落成于1896年，面积约60亩，具体位置就是今天静安寺、久光百货对面的静安公园，其也是上海第一个设有火葬场的商业性公墓。凭借着良好的环境与相对距离市区较近的地段，即使收费不菲（火化、入葬费用需要五十两甚至更多），静安寺公墓依然成为了20世纪初上海外侨最青睐的公墓，包括创办了上海雷士德医学院及工学院的实业家亨利·雷士德、内山完造的妻子内山美喜子等都被安葬于此。正因为如此，建成30多年后，1928年，静安寺公墓宣告“满员”，此时其周围已从田园风光变身城市景象，再无扩张的余地。

静安寺公墓的“成功”，加之进入20世纪后上海人口迅速超过100万大关，令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也意识到，公墓是门好生意！
1909年，浙江上虞商人经润山在徐家汇虹桥路今南洋虹桥公寓一带购地20亩辟墓园，后因修筑沪杭甬铁路被占。1917年，经妻汪国贞在原址以西800米的张虹桥购地重建，取名薤露园万国公墓。
与静安寺等公墓不同，万国公墓对入葬者国籍、种族并无限制，这也使得此处成为不少中国籍名人的身后所在：晚清名臣岑春煊，一代文豪鲁迅，当然，最重要的还属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倪桂珍，这一特殊身份，让万国公墓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遭到毁坏后依旧能够恢复重建。而宋庆龄逝世后入葬父母墓旁，促成宋庆龄陵园的建成，也使得万国公墓成为老上海几大公墓中仅有的至今还延续着墓地属性的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