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有关部门、人士力推以“实行火葬、改革土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政策，为此提出了若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理由。媒体也一直在宣传这样的政策和政策理由。然而，仔细审查殡葬改革的内容及其理由，可以发现，它们都存在足够的理据。

首先，殡葬改革以终结土葬为目标，试图代之以火葬。但是，火葬具有正当性么？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形态的延伸。如何安顿死者，涉及一个共同体对于生命的理解，从而构成其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这个内容当然有些隐秘，它可能见之于最古老的原典，但此后很可能从知识人的文字论述中退隐，而化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礼俗。惟其如此，它们以最为自然、最为普遍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心灵、生活方式，支撑着共同体的道德、伦理、社会生活秩序。

因此，人虽皆有一死，但各种族群的丧葬之礼大不相同。不要说全世界，即便中国境内，不同族群亦各有其源远流长之丧葬习俗，如天葬、水葬、土葬、火葬、野葬、崖葬、保存干尸等。华夏族群，也即今日中国之主体——汉族，在其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上，一直实行盛棺土葬之礼。魏晋以后，某些佛教高僧遵循印度之俗，采用火葬方式。但一般情况下，历代政府均禁止庶民火葬。

因此，对汉族来说，土葬、封坟具有最为充足的文化和历史的正当性。反过来，火葬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不具有文化和历史的正当性。任何一个政府，只要知道自己的权力之恰当边界，只要对民众的权利有最起码的尊重，或者，只要具有维持政府权威所需要之最基本的明智，就不会强制推行一种为民众陌生、而不具有文化与历史正当性的丧葬方式。

有关部门进行殡葬改革，尤其是废除土葬、推行火葬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最为重要的理由是，节约耕地。据说中国人多地少，尤其是人均耕地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而死人墓地与活人争抢土地，为保护耕地，必须减少土葬；地方政府则更进一步，为增加耕地，而发动平坟复耕运动。

乍一看，墓地占用耕地的说法很有道理。然而，略加计算即可发现，这种说法完全是言过其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最近几年，全国每年死亡人口在970万左右。即便所有人都实行土葬，每个坟墓平均占用耕地5平分米，则全部占地面积4850万平方米，折合7万亩多一点。而目前政府坚守的全国耕地“红线”是18亿亩，实际约有二十亿亩。也就是说，即便死者全部土葬，即便全部占用耕地，对全国耕地面积也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即便照此规模持续占地100年，形成10亿座坟墓，总占用耕地面积也不过700万亩，在全国20亿亩耕地中只占0.35%！同理，即便平掉全国现有所有分布于耕地中的坟墓，所增加的耕地也没有多大经济意义。

殡葬改革的第二个理由是，推行火葬、改革乃至废除土葬，可减轻民众负担。有关部门也试图以此鼓励“厚养薄葬”，鼓励子女在长者生时孝养，死时则行薄葬。

这是一种典型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心态。资源总是稀缺的，文明社会的一切规则，包括礼俗，其宗旨无非是，按照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偏好，在不同人之间、在不同用途之间分配资源。规则是否健全的判准是，各种复杂因素是否被全面而充分地考虑进来。比如，在逝者和生者之间的资源分配是否合情、合理。不谈逝者，仅从生者角度来看，对死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乃是人内心深处最为自然的宗教性需求。因此，儒家提出，丧葬之礼的基本原则是“缘生以事死”。这是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分配资源的基本原则。生者待逝者，求己之心安。人有那种宗教性需求，自然会分配一定资源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其间的收益，个体自然知晓，不劳他人操心。

有关部门推行殡葬改革的第三个理由是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长期以来，官方文件一直把土葬、封坟的民间丧葬习俗斥为“封建迷信”，从理论、观念、文化上予以批判。然而，这种批判是否正当?

众所周知，支持“殡葬改革”政策的哲学是物质主义。它相信，世界就是物质，人也是不过纯粹的物质而已。所以，人死则万事皆休。人们当然可以主张和信奉这种哲学，也可以据此推平自家祖坟。问题是，官员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哲学视为理所当然，据以制定管制全国民众的政策？政府是否有权系统地向国民主张、灌输一种哲学？鼓吹殡葬改革的人士基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将围绕着神、形合一说而建立的种种丧葬礼俗斥为“封建迷信”。然而，政府有没有权力判断一种源远流长的习俗是迷信？或者说，政府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再者，即便一种习俗确实是“封建迷信”，政府有没有权力干预它，更不要说强制禁止它？判断迷信、禁止迷信是否已经超出了一个明智的政府的正当权力范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区别宗教与迷信?

复兴中国文化，当停止殡葬改革

推动殡葬改革的人士已经注意到，以七十年代末为界，“殡葬改革”的实施发生过一次十分明显的波动。此前，“全国的殡葬改革一直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八十年代初以来，殡葬改革出现了一次大滑坡。有关人士对此痛心疾首。

这些人士完全没有意识到，“殡葬改革”之反复实乃中国文明整体性回归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传统遭到革命的猛烈冲击，发生了一轮又一轮反传统之思想、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运动。反传统运动是全面的。儒家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体系也被彻底否定，代表着儒家价值的社会组织，如宗族，遭到猛烈冲击。殡葬改革也是全盘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传统的殡葬之礼渗透着儒家价值，也是传统社会组织赖以维系的价值纽带，自然也在破坏之列。

但是，这种破坏终究难以为继。权力试图改造传统，由此导致民众生活之混乱，权力对此束手无策。更为重要的是，改造传统需要权力始终保持在意识形态高强度动员状态，但这是不可能的，它必然松懈。而一旦松懈，传统就会自然地复归。传统的复归是全面的，其中包括传统殡葬之礼，与之同行的还有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之传统复归，这包括私人产权、市场、社会自治等各种制度。

换言之，这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复归。中国社会的诸多良性变化，都是文明复归的结果。中国的增长、繁荣，本源在此。至关重要的是，传统殡葬之礼的恢复与市场秩序、社会自治的发育之间，有密切关系。有一个现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八十年代最早大规模恢复传统殡葬之礼的，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当时媒体对此予以严厉批判。然而，这些批判者没有意识到，传统殡葬之礼的恢复，支持了市场的发育。因为，传统殡葬之礼的恢复，推动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的重建，支持了与社会信任网络的重建，这些正是市场秩序发育的价值和社会基础。

也就是说，放宽视野，站在中国社会健全转型的角度看，殡葬改革的大滑坡其实是一个好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社会乱象丛生，需要收拾人心，需要重建价值，为此，需要重建信仰，而传统殡葬之礼所蕴含的信仰，这个信仰所支撑的价值，对于当代中国人心扶正、秩序健全，具有重大意义。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前提。没有中国文化之凝聚，没有中国价值之化成，何来健全、向上的中华民族？而丧葬之礼就是中国文化之本，虽然隐秘，但意义重大。如何死，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如何生。丧葬之礼是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文明之内核，维系着守护着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因为，一切价值都本源于如下的问题：生命为何？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如何获得永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因此，欲复兴中国文明，就必须复兴中国价值；要复兴中国价值，就不能不守护中国规模最大的汉族丧葬之礼。

也就是说，在殡葬改革口号提出六十年之后，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性时刻，没有理由再坚持“殡葬改革”理念了。殡葬之礼关乎生命之意义，关乎国民之信仰，殡葬的方式、殡葬的礼仪、殡葬的地点，都应交给国民按照自己的习惯、风俗自由选择。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只可无所事事。政府可以进行监管，比如，如果人们选择土葬，政府可引导其尽量不占用耕地。政府也可禁止民众建造占地过大的坟墓。但是，在殡葬问题上，基本原则是国民自愿选择。政府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监管。如此，国民才能死有尊严。有死的尊严，才有生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