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活动是以死亡事件为契机，以处理死者的方式掩饰了死亡的自然过程，赋予其关乎生命的精神内涵，因此获得了超乎技能之上的文化内涵，然而也因其自身的方式对死亡产生了遮蔽效应，也是其遭人诟病的原因所在。今天，如何正视殡葬活动，使其不再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境况，笔者试图从情感角度去反思当下的殡葬活动。

慎终追远——人是一种情感的存在

蒙培元先生《情感与理性》中说：人是一种情感的存在。正因为情感，生命具有了丰富的意味，殡葬活动，也因其饱含着对生者的关怀与对逝者的追思，使其不仅仅是烧死人和埋死人这种冰冷的描述，而成为一种充满情感体验的告别。一种告别也意味着一种开始，殡葬活动促使生者与逝者见上最后一面，一方面是对生命意义的彰显，另一方面作为情感宣泄的场所，起到了哀伤抚慰的作用，从而让生者带着死者的遗志和温情开始新的人生。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刊登“丧葬仪式对丧亲者哀伤反应的影响”一文中，郑怡然等人发现，未参加丧葬仪式的亲属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遗憾与自责，不利于哀伤平复，这也从侧面表明，殡葬活动对于生者的意义。

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之下，处理尸体的技术早已经成熟，其背后的人情彰显却面临危机。逝者殡葬权益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的缺位，殡葬服务公益性的构建不足，加之殡葬服务市场化畸态扩张，使我们疲于在墓地选择、殡葬用品购买、遗体接运之中周旋，而情感却难以得到合理的宣泄，进而演变成一种资本游戏，这违背了殡葬活动的本有之意，也使本就处在哀伤之中的生者加重了情感负担。一场合宜的殡葬活动应该符合人的情感需求，如在某些墓地设计方案中，会依据空间情感发展序列设计功能区，利用车道、广场、亲水平台等场所融入精神性因素，从而对逝者亲属的情绪进行疏导。

殡葬作为一种情感叙事，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着不同的殡葬活动表达，一般来说，殡葬活动通常伴随着哀伤沉重的气氛，也有更为积极的情绪表达，如中国农村的喜丧，以及最近风靡网络的黑人抬棺，都呈现出欢乐的氛围。中原地区有入土为安的风俗，西藏地区多为天葬，沿海地区多采用海葬，这种不同的表达作为真实情感的外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内在不变的却是真情实感的凸显。如果失去了其内在的根基，外在的表达只会成为干瘪的表演。爱作为一种偏向，根植于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之中，外在的情感表达只是作为情感的一种表达倾向，因此生前不孝死后却大肆操办葬礼的行为是为乡里人所嘲笑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相比较于外在的情感表达，孔子更看重内在的真情实感。殡葬活动是情感的安顿，所求的不过是心安而已。

当下依然存在许多繁重的殡葬礼仪，这与中国传统重生厚死的观念有关，古代帝王不遗余力大兴土木只为死后的陵寝，发展至今天，依然影响甚多，一些过度的殡葬活动劳心劳力，或者与当今绿色理念不符，例如经常出现上山祭奠却引发森林火灾的事件。一种观念的更新亟待改善，一种新的情感表达需要展现，如若能看到情感本真与外在表达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所面临的不敬不孝的指责来说，也许更容易释怀。现代人不应该仅仅只是关注丧葬礼仪的形式方面，而应当把重点放在实质性的丧葬礼义精神的探寻上。

情随事迁——文明进程中的殡葬

情感包含着时间的维度，人的情感会随着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所处的境遇而发生改变。殡葬活动中的情感表达作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也顺应时代的不同呈现出新的样态。首先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变迁，就笔者所见，在北方农村一些地区，随着人口的流失，殡葬活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例如，抬棺是一项重要的习俗，当一个人道德败坏时，人们常常用“死了没人抬”来表示这个人不受待见。但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原来由多人抬棺转变为机动车转运，不仅如此，挖掘机替代了人力埋葬，殡葬规模缩小，甚至唢呐与笙的哀乐也难以找到人才接替，这是一种令人遗憾又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同时，这也为殡葬习俗的更新提供了一个契机，科技的进步弥补了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殡葬仪式感的损失，网络祭扫活动为不能回家的游子提供慰藉，电子信息的留存使逝者的亲属有了更为直观的情感寄托，更为丰富的处理遗体的方式也提供了更多选择，例如将骨灰制作成钻石，成为更为长久的纪念。新一代成长的年轻人，相比较于安土重迁的理念，更倾向于灵活地对待自己的身体，比如遗体捐献。以上这种境况的转变，加之面对当前人口压力与土地资源匮乏，保护生态的自然理念，殡葬活动也面临着新的窗口。

2018年《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把文明节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破除丧葬陋俗，树立殡葬新风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也应当看到，习俗的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作为顺应时代的潮流，必须考虑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阻力，尤其是厚葬的传统观念更为盛行的广大农村。在罗晓梅的研究中发现，殡葬改革的阻力除了遭遇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有情感认同的缺乏，殡葬制度的构建必须建立在符合情感需求的面上，这一点需要与习俗相对接，经历一个情感转换的过程。

人乐生、惧怕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必然面临的客观事实，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说，死亡是必然降临的节日。我们回避死亡却又要接受死亡的情感矛盾，成为当下殡葬业尴尬处境的原因，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死亡的避讳仅仅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而非事实如此。用一种忌讳的方式遮蔽死亡曾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的内在要求，但是现代科学的祛魅打破了人们对神秘主义的恐惧。

要论证殡葬活动抵御死亡冲击的社会功能并表明殡葬服务的善意，必须把死亡推向前台展露自身。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殡葬活动的功能与意义。这可以体现在殡葬场所的建造上，殡仪馆和墓地是殡葬观念的集中表现载体，带有强烈的情感寄托。殡仪馆作为关涉亲属的相对私密场所，是有情感导向的，不仅仅作为哀伤的聚集地，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与温情的流淌。在贺鑫的设计中，将空间叙事与情感相联系，兼具传统与现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墓地除了承担着埋葬管理功能和纪念、缅怀功能，同时还可以具有生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艺术欣赏功能、休闲游憩功能，在现代墓地设计的尝试中，不同于经典黑白两色的运用，通常在整体素雅的色调基础上合理运用一些暖色，以缓解人的阴郁心情。墓地生态景观的建造，或者艺术性的建筑，都能够打破对墓地阴森的刻板印象，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城市底蕴的一部分。

天人合一——殡葬活动的当代和解

陶渊明《拟挽歌辞》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自然主义的观念作为古今共同的理念，为现代文明的生态殡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连结点。人本自然，逝者的情感表露是自然的，同时，生命的进程亦是自然。意识到这种自然，便能在自然的感怀中融化心理壁垒，从而在面对殡葬活动时，持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杂篇·列御寇》）

人生于天地间，死于天地间，现代有一种森林式墓园，将逝者融于自然之中，植物生长其间，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环绕，是古今融合的典范，古代民间也有在亲人离世之后种植松树意味着万古长青，同时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美就兼具治愈功能。古人讲求“入土为安”，其思想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加，加之社会压力的增多，更倾向于在自然之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在现代殡葬活动中，我们提倡回归自然却不破坏自然，这恰与古代思想不谋而合。然而，古今毕竟有别，在一个古今之交的时代，观念展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一位久居村野的老人与新思想洗礼下的年轻人必然是不同的，转变必须考虑到个人的多样性，须沿着一种循序渐进的道路。情感是潜移默化的，过度的转变容易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影响精神家园的构建，在多样化的今天，更应该考虑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在殡葬活动这样一个关乎生死的重大事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