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关于生死观、养老人生的笔记以“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的自我设计——阿图·葛文德《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雷爱民：《死亡是什么》读后有感”为题在“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研究”公众号原创首发（以下简称“生死·养老笔记”），总计2.3万字，分四期连载，于生死学界引起较大反响，2022年6月2日“学人Scholar”全文转载。

钱先生被誉为“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其“生死·养老笔记”颇有启发。拜读其文字，结合其夫人崔可忻女士的临终安排，我将其视为“自主性养老善终计划”的典范，无论是生命终末期的安宁疗护方案，还是离开后的善终计划，都可以看出此种自主性安排，理性与情感兼备；无论是生命的尊严还是死亡的尊严，都是富有意义的典型实践。

一、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有机会变老的人是幸运的，因为还活着；老年人也是不幸的，因为如何过好老年生活，大都显得力不从心。老年是个新生活的起点，面对此，我们都是“小学生”。面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等种种名词，面对大范围袭来的“老龄化社会”，“自主养老”“自主善终”大约是一个重要的备选项。毋庸置疑，各人可用于养老的资源差异极大，与此同时，各人对于“养老送终”的生死观·养老观也有天壤之别。钱先生2015年入住泰康（燕园）养老院，我们从许知远对钱先生的访谈视频（2022年6月2日“学人Scholar”有附）可以看出其奢华条件非一般人可以承受，但是，钱先生的“生死·养老笔记”却可以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为大家共享。比如，对于养老的自觉，对于生死的透悟，由此而确定适合自己的“自主性养老善终计划”，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第一，自觉的生命审视。在养老院里的大都是老人，而且这是个高端养老社区，但是钱先生发现人情关系依然复杂。他说：我在追问问题的根源时，猛然意识到，养老院里的这些老人都是“人”，都是“中国人”，而且是“特定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这样的七、八、九十岁的“这一代人”都是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的革命、建设、运动一路走过来的，这样特定的人生道路既形成了我们的“自我”精神、人格、人性中许多明显的优长，但也存在同样明显的缺憾。

所以他提倡“应该利用养老院环境安静、时间充裕的有利条件，对自己的一生，进行认真的总结，反思。”这或许是一个珍贵的建议，由此反思方可有养老人生的新目标：要恢复人的本性，真心，真性情，取得内外三大关系的和谐，借此调整、完善我们的人性、人生。于是就有了养老人生的“三宽”原则：我们的生活、内心应该“宽松”；对周围和世界的一切要“宽容”；对他人更要“宽厚”待之。

第二，自觉的老有所为。一般人多有刻板印象，老年人机能衰退，每况愈下，但是，钱先生自己的生命实践则透露了另一种可能，老年人生命潜力之巨大。他说：2019年老伴远行，失去了生活中的主心骨，许多朋友都担心我的人生之路会因此受挫，却没想就在独居两年里，我竟然写了七本书，编了七本书！这也完全出乎我自己的预料，连声惊呼：“写疯了，写疯了！”我当然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但它确实证明老年人的生命潜力之巨大。

钱先生的创作才能与生命活力非一般人可比，但是，此种积极的“养老观”以及“老有所为”的理念是可以共享的。有的人老了，心态依然年轻，富有激情与活力；有的人身处青春，内心早已枯萎，老态龙钟。作为有限的身体，任何阶段都有其局限性，但是，此种健康的生命观可以使任何阶段的人生都流光溢彩。钱先生提出要“健康的休闲生活”同时特地引述了一位“粤园居民”提出的“优雅养老”的概念：“不忘人恩，不记人过，不想人非，不计人怨，不取笑于人，不强加于人”；“处事有分寸，知进退，有气度，有热情，遇到破事不计较，遇见烂人不纠缠”；“看得透人生，想得开事情，从简生活，宁静致远”。

二、谈生论死、深情守候

钱先生在“生死·养老笔记”中又对生死的八个认定，非常精彩。但是，这里我更愿意提一下他与夫人得知身患癌症之后对生死讨论的情景。钱先生说：我真正面对生死，将其变为自己的生命命题，是在2018年8月，我和老伴崔可忻同时被确诊患了癌症（我患了癌症中最轻的前列腺癌，可忻则患了胰腺癌的绝症）以后。在此后一年时间里，“生与死”就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也是彼此议论的中心，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从不回避谈生论死。

更值得留意的是钱先生夫人崔可忻女士的生死实践，当对生死有着自觉的透悟之后，其生死实践便显得从容、雅致，那是一种生命尊严的坚守也是人生最后的体面。钱先生回忆崔可忻女士的系列自主安排：不开追悼会，用她自己选定的宗教音乐陪伴着走向墓地安葬；她布置：在自己的卧室设置“照片墙”，把一生各时期的照片留给想念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更留下在生命最后时刻亲自录音的唱片，让自己的歌声依然回荡在人世间；她更策划：在生前就编出《崔可忻纪念文集》，把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作出总结，和亲人、友人一起共同塑造自己“最后的形象”。

钱先生说：她所做的这一切，让我和周围所有的人都感动不已。

 三、共立遗嘱、尊严善终

透过“生死·养老笔记”，我们可以看到钱先生及其夫人生死实践的更多细节。钱先生说：2019年老伴病危之际，我就和老伴共同拟定了《遗嘱》，对我们俩的“死后安置”作了两项安排：一是将尸骨合葬在我们钱家在北京郊区房山农户的树林里买下的墓地的两株大树底下，算是“入土为安”吧。但我们还期待于肉体消失后，人的精神的文化转化。于是，又安排了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设置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特别规定每年都要有一两位是学医的学生，并赠以《“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文集》一书，把可忻的精神转化为医学教育文化资源。《遗嘱》还提出，要将我的著作、手稿、藏书，以及家庭收藏全部赠予南师附中图书馆，在那里设立收藏、展览室，留存后世。

钱先生读到雷爱民《死亡是什么》一书中引用琼瑶“遗言”时，他颇有共鸣，便信手拈来讨论了鲁迅的作品《死后》。他说：我又想起了琼瑶的“遗言”，竟然与鲁迅如此相似，大概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都会这样想，也就成了我的“遗言”：“不发讣闻，不公祭，不开追悼会”，“以后清明也不必祭拜，因为我早已不存在”，“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

值得留意的是，钱先生在“生死·养老笔记”中说：我甚至留下“遗言”，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是一个可爱的人，可笑的人”。钱先生对夫人的追忆可以视为一种生死相安、生死自主的典范，他说：今天可忻已经人去宅空，但她留下的精神遗迹却营造了一种“家庭文化”的氛围，我可以天天和她隔空对话；她留下的著述和歌声（《“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已经为燕园讨论“养老文化”时所必读必听；我们还准备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设立“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授予学习文学与医学的优秀中学毕业生，将可忻的医学理想与实践转化为“医学教育文化”资源：这样，可忻就实现了“个体生命死亡后的精神、文化转化”，“向死而生”。重要的是，这都是可忻自己做主，生前安排的。可忻在“由生到死”的人生最后时刻，却真正独立自主地决定、安置自己的生与死：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生根本转折，具有一种“历史性”，真应该格外珍惜。

余论：生死之外的恐惧

钱先生的“生死·养老笔记”透露出的睿智、豁达令人敬重，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值得留意的生死智慧予以借鉴汲取。除此外，钱先生提到的“恐惧”经历也令人警醒，他说：给我刺激最大、最难忘的是，可忻身体与精神失控、出现种种怪异举止，“谵妄”病发的情景：她惊呼，医院所有的人，包括身边的护工都在时时策划如何谋害自己，她必须逃跑，又不知逃往何方。我却从中看到了可忻以及我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历经无止境的政治运动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不受控制、不安全的恐惧感，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种“病态”爆发出来，确实惊心动魄。

生命个体是时代伤痕的承载者，固然我提倡“自主性养老善终计划”，但是，仅仅注目于个体生命实践是不够的，生命个体还应致力于共同体的公平、正义与秩序，否则，个体的自主性终无保障。关键在于，此种“时代恐惧”不仅会令老年人身心不宁，还会扭曲人的生育观、信仰观。这是钱先生“生死观·养老笔记”给我们的另一个重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