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祀墓正式从民间风俗转为国家常典，对于墓祭民俗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主要有三点。

   一是广大庶民祭祀先人的权利获得了国家认同。

   凡为人子孙者都须慎终追远的传统，早在先秦就已形成，惟祭祀场所因各人身份差异，有所限定。上古礼制：贵族和士祭于宗庙，庶人祭于寝室。很多庶人的居室狭窄简陋，不能供奉祖先；或虽得勉强供奉，却无法摆开场面，从容举行祭祀仪式，而亡者活人同处一室，与中国人认为阴阳两界生死悬隔的观念也不相适应，于是便有人想到了祭于安葬先人遗骸、地势也相对开阔的墓前。往后，一方面祭于墓者越来越多，一方面对墓祭违礼的指斥始终不绝，所以民间的祀墓活动长期处在不受法制保护的状态，有的王朝还下过对寒食祀墓应予禁止的诏令。俟唐玄宗将寒食上陵正式编入《开元礼》并定制给假后，广大民众以上墓形式祭祀先人的权利，乃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国家认同。唐以后，宋元明清历代都继续实行对公职人员给假祀墓。

   二是墓祭由俗变礼趋向规范。

   上古礼制对庙祭寝祭的程序仪 式都有规定，独无墓祭，所以庶民的祀墓具体如何运作，一直处在各行其事的自发状态。墓祭入典后，虽然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有缙绅不以墓祭为然，但包括文人学者在内的认同者越来越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宋代大儒朱熹。因为唐以来历代政府沿袭倡导，当时清明上墓习俗业已盛行，但由于时间不在传统的四时祭扫节点（如“四立”、“二孟二仲”、 “二分二至”等），形式也不是有章可循的庙祭寝祭，故有人称其为“俗节之祭”。一个“俗”字，透露出“非正宗”或“上不了台面”的意思。然而朱熹的态度相当开明睿智，他在《答南轩先生书》中说：现在的俗节之祭，古代确实没有。所以古人虽然不在此时祭祀也不会心有不安。但既然现在大家都在此时郑重其事地祭祖了，你也就不能不因受到影响而思念起祖先，并以物祭享。虽然这不是合乎礼义的正祀，但也是人的情感不能自抑啊。何况即使你定要根据经典行事，不愿在此时设祭，但还能做到像平常一样饮食燕乐吗？所以愚意不妨在古礼规定的四时祭祀之外，各随乡俗传统，就是以乡俗所崇尚的时节、所使用的食品，祭奉祖先。朱熹还致力引导“俗节之祭” 趋向合乎儒家经义的规范化，在编修《家礼》时，专门设置了一章针对清明祀墓的《墓祭》，对何时择日斋戒、厥明洒扫，怎样环墓哀省、布席陈馔，如何参神降神、祝辞三献等一系列要素和程式，俱有详细规定（文繁不录，以备明年此时再专门写一篇有关清明墓祭礼俗的文章）。朱子的《墓祭礼》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许多绅衿人家都照此举行清明祀墓。明清时还不断有新的清明祀墓礼仪祝文推出以适应时代需求。

   三是推动民间墓祭文化不断创新繁荣。

   长期以来，“寒食野祭”一直为卫道夫子所诟病，一旦获得官方正名，民间蕴藏的无限创作力霎时勃发，祀墓时间很快跨越政府明令给假的寒食通清明：至两宋之交，距清明入典不到四百年，清明节、七月望、十月朔，三大悼亡“俗节”的格局已然形成。其构成更为纷纭：仅以三大 “俗节”论，同样是墓祭，主题却有烧纸钱、寄包袱（或荐麻谷）、送寒衣之不同讲究，具体内容益加丰富，以清明论：在焚楮烧纸的主题下，还有斩芟、培土、挂钱、压墓、标坟、饮福、戴柳、踏青……比朱熹的文本不知要多出多少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