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无法选择的主题,然而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处理殡葬的方式。土葬,是祖辈沿袭的传统处理方式;而火葬则是殡葬改革的一大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标志。历史的车轮飞奔到跨世纪的今天,火葬这种方式则日渐暴露出许多弊端和隐患。它并不是殡葬改革的终点。

捐献遗体——理智而崇高的创举。古都南京一批年逾花甲的老人高举捐献遗体大旗,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这是中国第一个捐献遗体的组织——“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它是由捐献遗体志愿者自愿组成的公益性互助型社会群众团体,并以市红十字会增设的一个分支机构的形式得以合法运转。

这是一批划时代、跨世纪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先驱者。尽管目前他们的组织只有460人,对于举步维艰的中国的捐献遗体事业还是“星星之火”,但他们毕竟点燃了生命的第二次圣火;它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必将带动、影响整个社会,并化作一股巨大的思想飙风,席卷一切旧的思想观念,使社会的进步再一次发生质的飞跃。

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叫做皇甫垠,一位可敬的古稀老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火化并非殡葬改革的终点，生命的终结应该回归自然。他的思想脉搏始终与中国殡葬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当前殡葬习俗的弊端与隐患,他痛心疾首;面对医学解剖的窘况与无奈,他凝神沉思。一位老人的思想成熟了，走上了发动捐献遗体的风雨人生路。

皇甫垠,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太湖边,1949年毕业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长期从事科技编辑和记者工作,1989年离休。

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怎么同一项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呢?黄甫垠说:“作为一个党报和科技报的记者,破旧立新是我的天职,强烈的环保、节能意识,使我对‘捐躯’和殡改这样的新生事物和社会问题产生责无旁贷的职责。”

皇甫垠小时候,家乡的墓地非常多。棺材上面还修成小房子,四周砌上围墙,形成了叫做“浮厝’的坟墓。这在皇甫垠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强烈的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这一活动掀开了新中国殡葬改革史上崭新的一页,是我国殡葬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时,皇甫垠长期受到唯物主义教育,下定决心:自己百年之后也要实行火葬,只留下骨灭,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

80年代初期，皇甫垠回了一次老家,看到家乡不少村庄农田四周又被新的坟墓包围起来。他了解到：这时全国的殡葬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弹，全国平均火葬率仅为27％，丧葬旧俗回潮，丧事中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现象比比皆是，其中浪费的耕地、木材更是十分惊人。皇甫垠想，人死之后实在不应该与活人争占土地,并萌生了一种推动殡葬改革的最初思想。

1986年，皇甫垠在去上海的途中，一位退休的医学教授姜同喻告诉他，目前我国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宫十分短缺，许多病人因此无法从死亡边缘挽回。在南京市某医学院，基础部主任对皇甫垠说，他们每年有800个学生要上解剖课，然而每10个人才有一具供解剖的尸体，有时甚至只能30—40人共用一具尸体。很多科目，学生只能观看标本和录像。问题是:做不好解剖，将来怎么绐病人开刀找病源?如此纸上谈兵的教学又怎能培养出一流的医生呢?皇甫垠反复思索，决心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让学生受益;或者把器官捐献给患者，让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延续，这比放在火里烧、埋在地下化不是更好吗?同时，他决心联系一批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捐献遗体组织，为社会的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

 “与其化作青烟去,何不常留赤业中?”休养的病房变成了“前沿阵地”,倡议和文章变成了“战斗武器”。创业伊始,2个发起人、一个支持者就这样亮出了“捐献遗体”的大旗。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在构筑着高尚的精神丰碑。

1995年10月,皇甫垠有病住进了江苏省中医院。皇甫垠把病房当成了自己的“前沿阵地”。刚一住院,他就给阮鹏九老人打了电话。阮鹏九是南京市某文化馆的退休干部,是有捐献遗体愿望的志同道合者。阮鹏九如约而至。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达成了共识：必须把像他们一样捐献无门的人汇聚到一起,才能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推动捐献遗体和殡葬改革。

一个夜晚,皇甫垠在病房中写下了《关于捐献遗体,进一步推动医学发展与殡葬改革,筹组“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的倡议书》。在暗淡的灯光下,他字斟句酌地写着,次日凌晨2点起草完毕,又重新誉写一遍。整整一个晚上,老人没有休息。

皇甫垠和阮鹏九共同推敲了倡议书的内容。最后在倡议书的后面,他们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皇甫垠他们一起寻找支持单位。他们找到了南京医科大学校长、著名五官科专家张振声教授。张教授对他的创举非常赞赏,并当场表示全力支持。张振声的名字就这样印在了倡议书活动支持者一栏上。如果说,皇甫垠、阮鹏九发起组织是需要勇气的,那么张振声对他们的支持同样也需要勇气的。皇甫垠、阮鹏九还走访南京市各大医院和医学院校,查找在各医院早已表明捐献遗体志愿的人员的零散名单,在这中间找到的第一批同志很快就成为他们组织中的骨干力量。

皇甫垠出院以后,开始大量写信,广泛联系,正式展开了工作。

遗体捐献之后，有用的部分可以捐给需要的人延续生命,有病的部分可以交给医学专家作研究,实在无用的部分怎么处理呢?皇甫老人归纳出了“捐献遗体+植树葬”的模式,提倡骨灰育树葬。为此他又起草《关于筹建小型捐献遗体志愿者纪念林的建议》,正式提出以宣扬“南京市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的宗旨为主题的一篇题为《最后的奉献》的纪念林碑文:“捐献遗体,发展医学;促进殡改,移风易俗;骨灭育树,不建坟墓;破除迷信,不搞繁缛;节我土地,洁我环境;美我心灵,爱我中华。”

皇甫垠的举动,像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陆续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并提出了“三不”、“两献”“一育”的共同意愿: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接受花圈挽幛,不用骨灭盒二次建墓地土葬;捐献遗体和有用的器官;骨灰用于育树造林。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社会各界人士倡议:以血肉之躯回报社会,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全社会尊老爱幼、厚养薄葬的良好风气的形成,促进医学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倡议捐献遗体——这是一件多么骇世惊俗的事啊!但是,每一个创举又必须有人站出来做。皇甫垠就愿做这第一人。逆流而上者勇,首吃螃蟹者雄啊!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发起人四处奔波,新闻媒体给予极大的扶助。方兴未艾的民间志愿捐献遗体活动变成了因势利导推动移风易俗新风的政府行为,一个又一个创举纷沓迭出。壮哉,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

1995年底,皇甫垠感觉到寄信函写文章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能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就会收益更明显。于是他不顾自己病后体弱,多次奔波于南京市卫生局、民政局、环保局、园林局、红十字会等10余个单位,详细说明自己的想法,并拿出了自己汇编的《关于捐献遗体、促进医学发展与殡葬改革》的剪报资料专题汇辑。市红十字会接待他的同志说:“这件事本应该由我们来做,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了!我要同上级请示、汇报,但愿我们能够合作并合作得很好！”皇甫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感觉一个散兵游勇找到大部队了。”

皇甫垠的举措,引起了南京市各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半个月内竟来了几十位记者。《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每日桥报》等都刊出了消息。

1996年2月11日,“南京市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召开了首次筹备会议,并建立了宣传、组织、业务、行政等工作小组。筹备工作组的同志们，很多人带病工作,分文不取,任劳任怨。他们依靠集体力量,逐步健全组织,有条不紊地开展活动。

民间志愿捐献遗体的活动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重枧。1996年3月2日,南京市政府利用双休日召开了志愿捐献遗体论证会,特遨皇甫垠专门作了情况介绍。会后,成立了由市政府办公厅、卫生、民政、园林、农林、公安、法制、红十字会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委员会”,负责规划、协调和管理,并同时正式展开了筹备工作。随即,《“南京市捐献遗体志愿之友”章程(草案)》出台。南京市人民政府用文件的形式发布了有关捐献遗体的2个文件——《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暂行办法》、《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工作规范(试行)》。

南京市民政局以文件形式同意“南京市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作为南京市红十字会增设的分支机构,予以批准备案。“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成为依托红十字会的合法群众性组织,它的全称也变为“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同时,南京市捐献遗体工作委员会选定了2所医学院校作为志愿者登记接受站。他们是:南京医科大学登记接受站、南京铁道医学院登记接受站。接着,《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条例》也得以出台。“志友干事会″也同时成立,推举皇甫垠、罗培根(市红十字会宣传部长)为总干事,推举杨搜非、林晔、赵秉华为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南京市捐献遗体志愿者纪念林初步选址定在菊花台公园。

1997年2月12日,人们企盼已久的“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终于结束筹备工作,正式成立。这时它已经拥有460名志愿者了。

“生命与生命的交流,亲情与挚爱的融汇。”捐献遗体走入普通百姓家,富有意味令人仰羡的事情层出不穷。同是捐献遗体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笑谈生死抒胸臆,一片冰心在玉壶。

在短短的时间内,报名参加“志友”者一批又一批,到成立大会召开的时候,登记注册人数已逾460人。其中有院士2人,高级知识分子及离休老干部100余人,更多的是包括机关、企事业、科技、医护及宗教等各界人士；其中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约占1/3,夫妻一起报名者80余对。平均年龄65岁,最长者88岁,中青年也不少,最年轻的只有16岁。虽然他们尚未走到人生的终点,有的甚至还很年轻,但他们以奉献为本,聚在一起灵犀相通、感情相投,纵谈“身后事”。他们以能作出生命最后奉献的承诺为乐事,以办妥捐献遗体手续为最大安慰。    死,是一个不吉利的字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忌讳不谈。在祥和安宁的气氛中去议论捐献遗体,是会被人们回避、厌恶甚至斥骂的。然而,1996年春节期间,家住南京市锁金村六组的退体老工人夏文彬利用春节子女回家探亲团聚之时,破旧俗开了一次全新的家庭会议。通过谈认识,议利弊,一致同意夏老百年后按其“三不”、“两献”、“一育”的要求办,大家当场在从南京医科大学领来的《捐献遗体志愿书》上签了名。夏文彬高兴地说:“我们全家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春节!”

参加“志友”的还有一些著名人士,他们的介入,给人们很多思索。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雷达专家、我国无线电雷达技术的先驱者张直中说;“死人是不知痛的,让医学院的学生在死人身上动千刀,正是为他们将来毕业后做医生在活人身上动好一刀。”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热工仪表自动化创始人、江苏省政协原主席、东南大学名誉校长钱钟韩教授说:“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及其社会影响;躯体只是精神运行的载体,一般人逝世后并无独立保存的价值,更不宜与活人争地或增加社会负担。让它最后起点作用,是合理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平、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助理姚平夫妇有更动人的抒怀:“人死不能复生。何必浪费钱财和同志们的精力,且让人看了悲哀?还是留下美好的印象吧。丧葬费,可作为我们最后一次党费。”

红花一展丰姿,群芳奋力相随。在皇甫垠等的带动下,捐献遗体应该说是走入了南京普通市民百姓家,出现了很多富有意味的现象。

志愿者中有一家5老共同参加的,他们是从56岁到73岁的储国勋、储国忠(女)、蒋子超及储国珍夫妇、储国庆(女)5位老人。他们说:“我们一家老人，参加‘志友’行列,有着不谋而合的共识,并得到了子女们的支持。特作小诗一首,表达心声。”诗中说:人生价值,奉献为重。生得坦荡,死亦从容。献出遗体,医学利用。不争土地,灰沃青松。青山绿水,咸沐新风。

有很多志愿者是夫妇共同参加的,一共有80余对。部队离退休干部张俊、退休会计钱卫夫妇说:“我俩都是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今年近古稀,不做工作,却享受着党和国家的优厚待遇,内心深感愧疚。自愿捐献遗体,以此向人民作最后的奉献。”更有意味的是,还有夫妇俩感染保姆参加的。在上面提到的何平、姚平夫妇多年前的老保姆王纲秀受到何姚夫妇影晌，也参加了“志友”。还有很多志愿者是2代人共同参加的。志愿者许钟箐的儿子卞子竹同志,在其父母参加后自己也不声不响地报了名。父母思想进步,儿女岂能落后?对于捐献遗体这个严肃的问题,年龄是没有限定的。21岁的在校大学生覃岭说:“我这个人对生死看得开。有生才有死,生命追求的是过程。对于‘坟’,我从来是不屑一顾的。生死之事,何必挽留,而况尸乎?”顺口凑上四句:“生死无分老幼,我愿献尸科学,名利荣辱不要,倾心相赠无悔。”《每日桥报》社青年女记者季芳说;“如果死后将自己有用的器宫献给那些急需的人,实际上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更是对病魔无情的嘲笑。我珍惜生命,渴望活得更长久；但一旦生命之火熄灭,我请求医术高超的现代科学能将其以另一种形式活下去,让生命的光芒继续照亮这个可爱的世界!”

志愿者中不乏体弱多病和有生理缺陷的人,他们另有一番心情。南京炼油厂民警中队卓民顺说:“我患直肠癌20年了,也许还能活10年左右。死后遗体献医解剖研究,实乃最后的奉献。”而聋哑人高建人则写道:“我愿把耳朵献给听力研究所,把眼睛献给盲人,凡能用上的,全用上。”

“志愿者之友”目前的吸收范围仅限于南京市区。但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外省市许多志同道合者纷纷来函联系,表示支持,要求参与并吸取经验。有40余名外省市的人也被吸收为“志友”。

对于捐献遗体,每一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纷纷写下很多诗句,形成独特的“笑傲死亡文化”。阅读这些诗词,使人走入了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

“生则为党死则为民朝夕有为共挽鹿车干革命,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俯仰无愧同献残骸报春晖。”这是军队离休干部王健和老伴葛梅贞在参加“志愿者之友”一次聚会时,写下的一副对联。

最年长的志愿者、88岁的谢野萍老人挥笔写下“谢世留言”:“我从自然来，仍回自然去。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律。生当树新风,死应除旧习。遗体能利用,烧掉实可借。捐赠医学院,教学增效益。何以寄哀思,留言常记忆。”

这些诗稿字字句句充满了对生的热爱,对死的无畏,对生死名利的豁达,对社会对后人的关怀——“活要活得健康快乐,死要死得潇洒有益。”这是他们的愿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他们的追求;“悄悄地,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他们的写照;“喜将遗体献社会,笑让骨灰滋青翠。”这是他们的丰碑!

“山穷水尽早有路,柳暗花明满眼春。”喜忧参半话捐献,殡改现状难如愿。捐献遗体该立法,千呼万唤应出台。

令人欣慰的是,登记在册的捐献遗体志愿者中,已有7位遗愿实现者。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张黎雨、仲炜、孙秀荣、张思恺、姚钧、谢瑞、王国宾。79岁的鼓楼区原文教党委书记张黎雨病故，亲属遵照他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了南京铁道医学院。医院给亲属颁发了“捐献遗体荣誉证书”，证书上写到：“生命亦有涯，百岁亦非久。溘然与世辞，遗体供研究。一切为人民，口碑永不朽。”仲炜是南空离休副师职干部、中共优秀党员，在临终前口授遗嘱：“遗体无偿交南京医科大学全权处理……交最后一次党费200元，并另以800元给希望工程。”再一次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

而据皇甫垠提供的数字来看，在这期间，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共有10人相继辞世，实现意愿者为7人，那么另外的3人呢?

目前，我国有些地区和相关单位大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申请捐献遗体的老人，都必须征得亲属子女的同意，否则不予以登记。就是这小小的一条规定，却使相当一部分老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夙愿。有一位志愿者的女儿这样说：“道理我都懂，感情上却接受不了。让我把妈妈死后的身体送去做解剖，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

皇甫垠说，登记捐献自己遗体的老人固然需要勇气，然而背负各种压力、勇敢地履行诺言，将老人的遗体送往医学院的子女们，更需要勇气。第一位遗愿实现者张黎雨的小儿子张沛是南京木器厂的副厂长，他说：“生前善待老人比什么都重要，使老人晚年过得充实。至于捐献遗体，最重要的是尊重老人的意愿。老人有这个觉悟，我们决不拖后腿。”

采访到这里，皇甫垠向记者提供了一组资料——

资料一：时至今日我国的土葬率仍高达70％，即每年700万死亡者，仍约有500万要土葬。我国现有12亿亩耕地中，仅坟头就占地约50万亩，而我国人均耕地仅1.2亩。目前全国耕地面积由于种种原因正在急剧地减少，减少速度是每年每省消失一个县！全国每年用于做棺材的木材就有300万立方米，相当于我国四大林区之一的福建省一年的采伐量。

资料二：人体解剖是现代医学的基础，而目前我国人体解剖资源严重缺乏，解剖课一般8—10个学生才有一具（发达国家一般2人一具），甚至有的学校上解剖课，学生只能旁观或者看录像、标本等，实践机会很少。

资料三：器官移植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医科学。目前世界上已有10万余人进行肾移植手术，1000余人做过心脏移植手术。在美国，仅1988年就施行了36900例角膜移植手术。而在我国500万盲人中有近400万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由于供体与储存量少，我国每年仅有700个角膜可供手术。

社会习俗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共同行为，尽管我国殡葬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旧殡葬习俗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而捐献遗体和植树葬不仅是移风易俗的创举，在现阶段，是更为先进的殡葬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又一表现。

捐献遗体刻不容缓！——这是来自全人类的呼唤

在我国捐献遗体，并不是第一次提及。早在1976年，原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医科大学校长胡传揆教授就立下遗嘱，要把身后之躯献给医学事业。1986年3月17日，胡教授去世后，遗体被制造成了一个精致的骨架，在教学中广为应用。198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的倡议》一文，倡议后面的签名有杨尚昆、胡乔木、余秋里、谷牧、陈丕显等党的高层领导。然而一直到目前，在我国除上海有一家接受遗体捐赠工作站，河南医学院设立遗体接受中心外，其他省市多数没有专门机构受理此事，这就使得一些捐献者欲捐无门。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捐献遗体组织——这是炎黄子孙、有识之士的呼唤

“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目前，个别省市已有初步尝试，但全国没有统一研究、运作的机构。放眼全国，捐献遗体仍属星星之火，尚待燎原，汇流成渠，联线成网。

 中国应该制定《捐献遗体法》——这是捐献遗体志愿者的呼唤，更是社会进步的呼唤

一场伟大的思想变革，往往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才能得以保障推动。建国47年来，我国还没有一部《捐献遗体法》。而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如此利时、意大利、斯里兰卡、美国等国家已经有了明确法律条文支持捐献遗体。而在我国，这方面仍然是一片空白。尽管南京市出台了2个相关文件，但均属于行政法规，对保护志愿者的意愿和权利尚有一定局限。

记者面对皇甫垠这位古稀老人，无法想象出他是如何擎起这项事业的？这场对传统、世俗观念的冲刺，要有怎样的顽强勇气和战斗毅力啊？皇甫老人常说：“只要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还没有彻底根除，只要移植手术的器官还不能满足供应，我们的事业就永远不会结束。”

路漫漫其修远兮。走好，中国的捐献遗体志愿者！

编辑手记：我们每个人都热爱生命，我们每个人也都恐惧死亡。因为，死亡——意味着失去一切。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

但我们是否意识到，人们热爱生命的方式竟是如此不同：当面临死亡时，有的人想的是让身边那些鲜活的生命更加灿烂，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人体器官捐献，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因为有了皇甫垠老人，才更加美丽，才因为充满了爱而更加让人留恋。

（原发于《银潮》杂志1997年6月头题，转发于《三月风》杂志1997年11月头题。）

作者：蔡宝鑫 。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传记学会会员，出版报告文学集《山上，每一棵树都是我们的孩子》。